谈家桢

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要坚持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就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

五、创造新需求，才能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宏观上分析结构，目前中国经济恢复和后续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矛盾在于国内的消费需求潜力能否被充分激发出来，而激发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创造新需求。根据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地方政府杠杆率在2020年已经达到25.6%的历史新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能力也已经接近极限。

在出口和新供给部门需求增长的拉动下，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有望继续复苏， 但总体而言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难以继续增长。2021年，中国经济名义高增长背后，要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可持续性及潜在衍生风险。另一方面，如果随着疫苗的逐步使用，疫情得到控制，欧美经济逐步复苏，供应链和供应网络的建立有一定的刚性，较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改变，复苏后的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也将保持较为畅旺的态势。经济规模排列前十位的大城市中，南方城市占据了9个，作为北方经济强省的山东省，2019年人口净流出近20万人，列全国第一。但2021年可能实现的高增长，存在一定的数据假象——这种数据假象不是人为制造的虚假数据，而是由于2020年特殊情况下较低基数形成的同比数据假象。

同时，新经济、新产业和人才、资金、技术要素向一二线城市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剧，三四线城市的产业、人口流出现象越来越严重，在美国出现并加剧的铁锈地带现象可能在中国重演，一些潜在风险正在酝酿。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让新树开新花，只有不断提高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中国经济才能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在双循环格局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公共消费对于财富的分布也会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这意味着，即便是同样的经济增长，与货币成比例的需求也将使大国可以发行更多债务。巨大的市场规模可以使资本快速回收，通过消费迭代弭平技术上的差距，中国要抓住这一宝贵机会，通过进口替代实现本土技术的迭代（如5G），从全球价值链中底部的被俘获者转变为全球价值链顶端的治理者。作为一个新的概念，针对双循环难免存在一些争论和误解，其中较典型的观点认为，受国际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内循环是要将国际市场上消化不掉的过剩产能转移到国内销售。而针对未来在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是否存在倚重和偏废，二者孰优孰劣的争论正酣。

城市和农村最大的差别不在车（个人消费）而在于路（公共消费）。一、外循环的形成与解体 1.外循环的形成 要启动内循环，首先要理解外循环的形成。

显然，对资本所有者而言，劳动力的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循环中的两难问题——高工资有助于扩大需求侧的市场规模，却不利于控制供给侧的生产成本。能够带来稳定收益的国家项目将成为未来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可与日欧国债市场、美国股票市场比肩的全球三大资本市场之一。首先，美国在占据全球分工制高点并实现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导致国内不同阶级之间的财富迅速分化。

基于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抽象为经济货币化的过程。经济转向内循环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与其争论内循环和外循环孰优孰劣，不如积极创造内循环所需要的资本和市场条件。历史上这类货币多由接受范围最广的贵金属充任，直到指定以美债的计价单位——美元作为纳税货币，国家信用（美债）成为被广泛需要的货币，贵金属才逐步从货币角色中淡出。央行发行（或购买）以中央政府财政作为背书的国债，中央政府财政的自由现金流部分要确保利息偿付。

发达国家为了削弱中国因经济规模而产生的竞争优势，保住市场定价权，只能回迁产业链或在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内重新布局，尽管这将带来生产环节的成本上升。第四，通过购买国内资产创造内生货币。

尽管流通货币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乘数关系，但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货币生成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被赋予了重要和特殊的历史意义。二是取决于内部市场是否大于外部市场，同时要兼顾一个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外部选择和主要矛盾，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会体现出多重复合的面貌。

纵观中国历史，只要经济发展进入开放周期，就会出现大规模顺差，与能够互通有无的商品贸易相比，中国对货币似乎有着永不餍足的嗜求。由于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极其广泛，一旦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对美元所造成的冲击会比多数人的预估大得多，无序超发的美元可能突然供大于求，世界货币体系无预警解体的风险会因此增加。本币需求的场景越多，货币的价值就越稳定。但货币与债务挂钩后，大国的劣势就可能变为优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但也由此埋下了外循环解体的种子。从产品的内需来看，在同样的国民财富总量下，财富的分布对市场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制度的升级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飙升。科学技术水平也是资本和市场的函数，只有廉价的资本才能支持高强度的长期投入和高风险的试错。

根据斯密—杨格定理，分工与市场规模存在相互创造的动态关系。美国信用货币制度的探索虽危机不断、弊端无数，但却是目前为止解决货币内生的唯一出路。

央行发债（或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发债）投入长周期、低收益、无风险以及具有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以其收入付息。比中国开放和入世更早、条件更优越和优惠的国家比比皆是，为何这些国家没有取得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增长？显然，外循环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及日本不同，人口和经济体量决定了中国无法永远寄生在外部经济之内。由于贸易具有网络效应，算术级数增长的市场分工需要几何级数增长的货币作为支持，巨大的货币缺口就成为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另一方面，大量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向中国转移，美国国内的劳动在其中分享的份额越来越少，见图1。此前的外循环不过是在中美发展差距巨大、分工格局更有利于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得以有机会完成的规定动作。

当改革开放从乡镇拓展到城市，货币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立刻显示出来。从中国来看，中国国内劳动力和资本状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原有经济发展战略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随后，这一被归纳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构想被中央纳入沿海发展战略。针对能源、资源、交通、环境等的使用，向使用主体征收专项资金，并按照一定政策目标建立起相应的返还机制，在一征一返的过程中为政府实现愿景提供有效的激励性政策工具，由于有持续的现金流作为征收专项资金的标的物，因此可以将其抵押生成货币。

事实上，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超出了实现资源全球配置的最初设想，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底层架构——中国的基础货币生成机制。这是中国走出低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用国家税收驱动货币需求是实现货币内生的唯一选择。受此影响，中国将逐渐丧失当初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目前，针对扩大内需的研究过于强调个人消费而忽略了集体消费。即使是最不利的分工条件，只要能带来资本，就可以盘活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医保和社保制度会对养儿防老这种人格化的养老产品产生替代效应，年轻人口成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分工导致美国的制造业式微，而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紧密相关，制造业的衰退会影响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美国的军工产业发展，而军工产业是维持美元全球货币地位的重要工具。

原本两头在外的外循环中的一头——资本开始摆脱对外依赖。但显然，浮动汇率增大了寻找非本币计价商品价格的难度，这也意味着除非以本币结算，否则内循环的建立必定是以牺牲外循环的便利为代价的。

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背后另一条主要链条是资本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自主。脱离问题的本质进行争论，既无益于凝聚共识，更不利于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